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段盛世时期，无论是经济、政治还是文化方面，对华夏民族的发展都起到卓绝之功。而从保密史的角度窥见，唐朝的保密文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本文主要从思想和制度两个方面浅谈唐朝的保密文化特色。

唐朝的保密思想严密。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向来注重保密意识形态建设。如武则天仿照唐太宗李世民《帝范》体例，起草并颁布《臣轨》一书，并将《慎密》专列一章。除此之外，皇帝选拔和任用官员，也将是否具备较强的保密意识和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条件。唐代负责起草诏书文件的中书舍人，第一项要求就是保密：“其禁有四，一曰漏泄，二曰稽缓，三曰违失，四曰忘误；所以重王命也。”对于核心涉密人员，不仅要求其严守机密，还要考察其品行，甚至限制其社会交往。唐肃宗“欲以李辅国为常侍”，遭到宰相苗晋卿的反对，理由是“常侍近密，非贤不可居，岂宜任等辈”？唐代的亲王、驸马与皇帝交往密切，知悉秘密多，即不得“与朝廷要官往来”。唐玄宗对兄弟们很友好，但“不使与群臣交结”。当时一位名为裴虚己的驸马与岐王一起参加宴会，还有两个官员（万年尉刘庭琦、太祝张谔）与岐王饮酒赋诗，均被贬出京。唐德宗时“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”。上述种种，都反映了唐朝对于保密的重视。

当然，凡事过犹不及，唐人也意识到保密适度的原则。唐代明确规定，皇帝召见大臣时，“事非的须秘密者，皆令对仗奏闻”。另外根据士人阶层的言论，管中窥豹，也可见一斑。如被苏轼称赞为“才本王佐，学为帝师”的唐代著名政治家陆贽，就曾对谏官泄密之事不以为然，说“不密自矜，信非忠厚，其于圣德，固亦无亏”，意思就是谏官泄密固然不对，但无损于皇帝的威望和形象，关键是谏言本身是否言之有理。如果皇帝因担心泄密而倦于听谏，则堵塞直言之路，无异于因噎废食。这种理性的保密思想同样值得我们重视。

唐朝的保密制度完善。在武则天时期，匦函（指朝廷接受臣民投书的匣子）制度就已创立。史载，“太后欲周知人间事，（鱼）保家上书，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”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代奏折制度的先声。而著名大臣狄仁杰就曾以密奏的形式，对越王党羽的处置问题提出不同意见，获得武则天首肯。此外，保密制度不仅体现在政治上，在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。

军事方面，唐朝极度重视军事情报的保密工作。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：“漏泄军事，斩之。”而由于唐朝特殊的节度使制度，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之间存在着对立隐患，唐朝特别规定禁止藩臣参与军国密议。在战事兴起时，军队行军的事务受到妥善管理，甚至连军营中的书信都要彻底检查。而作为一个国家运行基础的经济事业，唐朝统治者更是给予了重点关注。在农业社会，仓库是国家财政稳定的重要因素。唐朝特别设立了仓部和司农寺对仓库进行特别管理，仓库的支出和收纳要经过缜密的程序，确保无一疏漏。唐朝还严禁本国人和化外人（中国封建法律对外国人的通称）私相贸易，并列出贸易禁物，以便维护自身的经济优势。在文化方面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“糊名誊录制”也创立于唐朝。科举考试因为其背后的巨大利益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为此徇私舞弊、铤而走险者从来不乏其人。为保障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，武则天即位初年建立糊名法。杜佑《通典》卷十五《选举三》记载：“武太后又以吏部选人多不实，乃令试日自糊其名，暗考以定其等第。糊名自此始也。”所谓糊名，就是把试卷名字盖起来改卷，使试官不知某卷为某人所作，后又称为“封弥”或“弥封”。这一制度的形成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耗费了人力物力，但在优选人才上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。

对于泄密的处罚措施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，“漏泄大事”罪就首见于唐律。唐律将秘密事项分为“大事应密”“非大事应密”两种，将泄密者分为“初传者”“传至者”或“转传者”，综合考虑，处以不同刑罚。以“初传者为首”“大事应密”，首犯处绞刑；“非大事应密”，徒一年半。以“传至者为从”，按《名例律》“随从者减一等”的规定，“大事应密”的“传至者”应处流放3000里，“非大事应密”的“传至者”应处徒刑一年。“转传者”仅在“大事应密”的场合负责，应处杖八十的刑罚；转传“非大事应密”者，“勿论”，即不予处罚。

唐律不仅在宏观上清晰审慎地作出保密规定，还在各分则中考虑周全，未有疏漏。如《杂律》规定“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，杖六十；制书，杖八十；若密事，各依漏泄坐减二等。即误发，视者各减二等；不视者不坐”。这一规定使得涉密人员更加严于律己，提高职业操守。《卫禁律》规定“诸缘边城戍，由外奸内入，内奸外出，而候望者不觉，徒一年半；主司，徒一年”。《擅兴律》规定“诸密有征讨，而告贼消息者，斩；妻、子流放二千里。其非征讨，而作间谍；若化外人来为间谍，或传书信与化内人，并受及知情容止者，并绞”。这些刑罚制度对泄密罪作出比较明确系统的规定，为依法定罪提供了重要依据。唐宪宗时期，官吏张宿“自布衣授左拾遗……数召对，不能慎密，坐漏禁中语，贬郴丞十余年”。

《唐律疏议》 部分章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