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特别推崇宋代文明，曾说“天水一朝之文化，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”，又说“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天水一朝”（这里“天水一朝”是赵宋王朝的别称）。这些话背后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，这里只就保密文化谈几点看法。

其一，在中国史学界，起初关注较多的是宋代信息开放问题。早在1967年，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新闻史专家朱传誉撰写出版了《宋代新闻史》一书，书中谈到最多的就是宋代文化传播、信息开放的内容，包括邸报、小报、时报、边报、时文等多种传媒，在军事机密、出版管理中也谈到保密，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这大概可以反映人们最初对宋代信息政策的保密文化的看法。

但是，40年后，宋代又成为一些学者笔下搞信息封锁、文化闭关的反面典型。比如，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葛兆光在2003年撰文批评宋代图书政策。宋代规定，凡议时政得失、边事军机的文字，以及内国史、实录，不得传写；本朝会要、实录不得雕印，违者徒二年，告者赏缗钱（用绳穿成串的钱）十万；擅自卖书给外国人的，处以两年徒刑。特别是最后一项，执行严厉，对友好国家也不例外。高丽几次请赐图书，但宋廷考虑到高丽与女真为邻、又称臣于契丹和女真的特殊关系，多未准许，《太平御览》即因属“禁书”“难为传示外国”予以拒绝。交趾使者请求购买一些书籍回国，报经皇帝特批准许可以买一些，但禁书、卜筮、阴阳、历算、术数、兵书、敕令、时务、边机、地理等书籍均不得购买。禁止公开和输出的还包括地图。四川的地方驿馆曾以天下州府地图为笔画，宋仁宗认为这可能被外敌利用，专门下诏禁止，“自今毋得以天下州府图供张都亭驿”。地方官在这件事上也高度警觉。据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，某高丽使者利用入贡机会，沿路搜集各地地图，到了扬州，时任知州借口要看其式样，集中焚毁，让高丽人功亏一篑。即使如此，当时著名大臣欧阳修、苏轼、苏辙等均曾上奏皇帝，批评政府在图书管理政策上不够严格，导致一些敏感文字“传入虏中”“上则泄露天机，下则取笑夷狄，皆极不便”。苏轼甚至还提出，若放开对高丽的书禁，“中国古籍山积于高丽，而云布于契丹”，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，“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？”

《太平御览》与《梦溪笔谈》

葛兆光对此持批评态度，认为辽国和金国从两宋的印刷品中，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，但在这种小心、不安、紧张和焦虑中，宋人不仅在文化气象和生活世界中丧失唐人的大气、自由，变得拘谨、专制，新闻、出版和言论自由也被政府以“国家”名义，合法取消一大半。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，但稍显偏颇。一项保密政策就文化发展来说，可能影响科学文明的进步，但就政治方面来说，则不宜简单否定，特别是不可想当然地将其与宋朝的积贫积弱联系起来，以此指责宋代没有大国气象，甚至怀疑这些制度和措施的意义。因为这里还涉及信息流动与国家安全问题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，不宜丧失应有的警惕。宋代先后与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对峙，国家安全形势一直比较严峻，和前面的唐代有较大差别，反映在保密政策上，自然要更严厉一些。当然，具体分寸如何把握，则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其二，基于当时的大环境，宋代从皇帝到大臣，均有较强的保密意识。在人事方面，皇帝拜相封将，均严格保密。宋孝宗任命虞允文、梁克家为宰相，事前两人毫不知情，朝会上宣布圣旨，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均惊愕莫名。宋真宗还曾对宰相毕士安、寇准明确提出保密要求：“枢密之地，尤须谨密，漏禁中语，古人深戒。”在军事方面，厉行“将从中御”政策，对外出兵连宰相也不让参与，三省、枢密院“莫得与也”。在外交方面，凡是与外国的交涉事宜，包括契丹、西夏使者的来访接待，均作为最高机密办理，两制、两省、御史中丞的侍从供奉之官均无权知悉或参与。若是谈论普通事务，官员一般不用回避，但皇帝的侍从必须退下，不准旁听。南宋初年，京城杭州一度泄密案频发，宋高宗赵构亲自主持会议，分析研究对策。在会上，宋高宗认为泄密主要原因是主事者管理不严，宰相赵鼎认为是涉密场所管理不够严密，监察御史田如鳌认为是承办人员不能保守机密所致：“机事不密则害成，比来未行一事，中外已传，皆由省吏不密所致。”这是中国古代史上难得一见的一次最高层次保密工作会议，所提意见均有一定道理。

至于大臣方面，除了前面提到的欧阳修、苏轼和苏辙的保密言论，还有其他典型例子。与范仲淹等一起推动庆历新政的韩琦是北宋著名宰相和政治家，他不仅恪守保密纪律，还敢于纠正皇帝在保密问题上的不正确意见。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西北的一部分唃厮啰人归化宋朝。宋仁宗龙心大悦，下诏将他们安置在边境附近的永宁寨，并赏赐官屋以收贮财物。时任宰相的韩琦坚决反对，认为让蕃部居住边城不利保密，“未敢奉诏”。宋仁宗认为，唃厮啰人已经归降，不可失信，保密方面加强监管就可以了。但韩琦认为，监视仍旧难以做到万无一失，而且宋朝使臣到龟兹、唃厮啰时“亦禁出入”，远蕃于中国尚备虑如此，防微杜渐，我们岂可丧失警惕？最终，宋仁宗同意了韩琦的意见。宰相王旦在位期间，曾向皇帝推荐多名优秀官员，但从不对外透露，舆论对此颇有微词，认为他没有尽到做宰相的责任。直到王旦过世之后，史官修撰真宗实录，从内廷找出奏章，许多人才知道王旦推荐的是自己。北宋另一位宰相司马光一向以沉稳、保密著称，欧阳修曾称赞他“识虑深远，性尤慎密”。司马光曾就封建时代最为敏感的册立太子问题多次向皇帝进言，每次都是密奏形式，而且主动请求皇帝“焚臣此奏，勿以示外”。50岁时，皇帝指派司马光负责接待外国史臣，他主动请辞，理由之一是“禀性昏聩”，担心接待来使的时候，言语差错，“或泄漏机事，或抵触使人，恐贻朝廷之忧”。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个性倔强，但在保密问题上也小心谨慎。《宋史》记载，宋神宗和王安石讨论保甲改革时，再三提醒王安石要小心处置，不得泄露，“此事宜缓而密”。王安石郑重表示：“此事自不敢不密”。

这里还要提到的是，在宋初编纂的大型官书《册府元龟》中，专设“慎密”一门，收录西汉到唐代的18个保密故事，并在开篇简要说明保密的重要性。